批捕阶段，检察官不愿当面沟通怎么办？

发表时间：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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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办检察官愿意听取辩护人的真知灼见

员额制改革的核心，是办案责任终身制，承办检察官肯定不想办错案，绝对愿意听到辩护人的真知灼见。此时，辩护人不应把检察官视为立场对立的控方，在阐述辩护观点时，应当全面、彻底，不宜“藏着、掖着”。

2、分析、预测证据体系

批捕阶段，辩护人无法阅卷，但是辩护人应当做到“眼中无证据，但心中有证据”。即辩护人要有证据预测能力。比如，在会见时，嫌疑人说自己尚未签署鉴定意见告知书，但不代表侦查机关没有启动鉴定或不打算鉴定，有可能是正在鉴定中。辩护人通过分析嫌疑人的无罪辩解，预测证据体系，认为嫌疑人的无罪辩解的逻辑是成立的，才能提出无罪辩护观点。辩护的宗旨是“有理说理，无理求情”，但是这个理，是在全面分析、预测证据后的公理，不是偏听偏信的歪理。

3、掌握好沟通的时机

一般来说，侦查机关会在嫌疑人被刑拘后的第7天或第30天之内报捕，相应的检察院会在第14天或第37天之内决定是否批捕。但是，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不是一定会把期限用满、用足。

比如吴签涉嫌强奸案，是在刑拘后的第16天被检察院批捕的。这种情况显然是侦查机关没有用满30天的刑拘期限就报捕了。所以，辩护人应当密切追踪案件的程序走向，一旦侦查机关报捕，辩护人应当第一时间与承办检察官建立沟通。

4、明确事实基础

批捕阶段的辩护，有时会处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辩护人无法看到侦查机关的《提前批准逮捕书》，无法了解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如果辩护人仅听取嫌疑人的辩解，就得出“案件事实”，可能就会与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情况大相径庭。比如某强奸案，嫌疑人辩解男女双方在半小时内连续发生了2次性关系，第一次女方有抗拒，第二次是女方主动的，而侦查机关在报捕时认定双方仅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即女方抗拒的那一次。在与检察官沟通时，辩护人应当全面、客观梳理案件情况，双方尽可能在一个频道上，这是辩、检建立有效沟通的前提和基础。

辩：你好，请问你是某某案件的承办人吗？

检：是的。

辩：请问你已经审查过案卷材料、已经提审过嫌疑人了吗？

检：已经看过、提审过了。（如果检察官还没有阅卷、提审，建议双方约定时间，等检察官阅卷、提审后再沟通）

辩：我通过会见嫌疑人、与侦查机关沟通，我这边了解到的案件基本情况是...............（简要陈述案件经过，建议事先画好“案件时间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陈述）。如果你认为我陈述的案件情况与侦查机关报捕认定的情况相差不大，我将以上述案件情况为基础，陈述辩护意见，你看可以吗？

检：可以，你说（如果检察官说案件情况偏差较大，辩护人应当说明辩方这样认定案件情况的理由，比如嫌疑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多次说过“二人发生过两次性关系”这样的话，建议检察官可以审查一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5、带上实物，眼见为实

侦查机关报捕时，报送给检察院的是纸质案卷，一般来说很少移送实物证据。比如，一宗非法经营IQOS烟弹案，笔者从案管中心获得检察官的姓名、电话后，发现是一位女检察官。笔者得知侦查机关报捕时没有移送烟弹实物、于是在与检察官面谈时，笔者带了烟弹实物，现场拆解烟弹，讲解烟弹结构，否定烟弹属于烟草制品，印证烟弹嫌疑人主观上并不明知烟弹属于烟草制品的辩解。一宗涉嫌销售假冒苹果airpods耳机案，笔者预判检察官可能也没有见过涉案的耳机实物，于是，我们将涉案的4款耳机与手机连接的情况拍摄了视频，提供给检察官。

6、用案例加强说服

一些新类型案件，在是否构罪、定性等方面，其实司法机关也“吃不准”。侦查机关会用此类案件在某地已有有罪判例，来加强指控，说服检察官。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辩护人要对控方判例作细致分析，同时加强收集辩方判例。比如挖掘控方案例中认定的事实细节与本案事实存在的差异点，从事实基础上减损、否定控方判例的参考价值。对于辩方判例，不局限于生效判决，一些当地在办的类似案件，如果出现不批捕的，也具有参考价值。

7、电话、当面沟通，不宜复述书面辩护意见

电话、当面沟通，尽可能不要重复书面辩护意见的内容。书面辩护意见比较全面，而电话、当面沟通，应当画龙点睛，直击要害，表明立场，引起检察官的共鸣。

比如某失火案，嫌疑人租赁的房屋，电线短路起火，火势蔓延，烧毁了半个古镇，损失过亿。我们了解到侦查机关指控的逻辑是“谁使用、谁负责”。嫌疑人虽然不是房主，但作为房屋使用者，未尽日常检查电线的义务，就应当为失火承担责任。在与检察官当面沟通时，我们强调：谁使用、谁负责，会不当加重使用者的消防义务和责任。如果检察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常使用办公电脑等电器，因为电线短路起火，烧毁了整个检察院，是否意味着检察官也要承担失火罪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