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商“涉众型”犯罪角度谈

发表时间：2021-04-02

跨境电商刑事合规大过天——从电商“涉众型”犯罪角度谈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5G网络的放开和政府层面提出支持与鼓励跨境电商的设立、运营和发展，一些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纷纷注册，或国内电子商务企业转型至跨境。相信不久，在某些领域跨境电商会逐步覆盖和替代国内电商经营。

上个月，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经营观察和消费返利研究的宋长江老师[1]，到访广州，本团队作了些接待。在和宋老师交流中，了解到目前我国市场上存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电商企业（包括运用“消费返利”模式平台）有400多家。其中，有近一半转型或注册、经营具跨境电商背景。有的注册在香港、英国、马来西亚等，而主要运营在中国；有的经营零售商品涉及跨境贸易。它们都有制作很精美的手机APP，并打造国际通行版或根据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页面。

然而，据我们观察，2016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打击和关停了大量的电商经营企业。有一组数据：从2018年至2019年第一季度时间里，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1.9万起，涉案金额4100多亿元，摧毁重大跨区域犯罪网络200余个，查办涉嫌非法集资犯罪P2P平台400余个[2]。可以说，电子商务经营有如过“独木桥”，成功者少数，失败者为众；又有“民营企业家，要么在坐牢，要么在往坐牢的路上”说法。从这些数据也可看出，电商经营成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多数电商企业均是半路“夭折”了。如果，是竞争使然退出市场也就好，担心的就是中途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企业关停、人员羁押、所有财产被查封和冻结，造成家破人亡、“一败涂地”的景象。

那么，当前迅猛、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商企业经营，会否重蹈国内电商如此高额被查处之覆辙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斟酌和商榷的。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大过天，尤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一、电商企业涉及“涉众型”犯罪，主要由于设立时“目的不纯”和经营中“创新跌入”所致

绝大多数电商经营企业是好的，企业负责人一心想干门事业，长久经营。但是，市场经济如此之大，自然呈现多元化，什么样的人也有。电商经营涉及“涉众型”犯罪，主要由企业设立时“目的不纯”和经营中“创新跌入”两种所致。

电商经营者设立时“目的不纯”的，往往企业负责人或主要策划、设计和操纵电商平台经营者，有违法和犯罪的前科。这类经营者，之前就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过，了解电商涉及违法和犯罪之内情人士创立。这种经营型企业，起初目的就为了违法和犯罪而来。经营也不正规，不为员工购买社保、公积金等，频繁更换经营场所。甚至，企业没有没有正规经营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商品无产地、无商标、无检验的“三无”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也是“蜻蜓点水”，不能长久、持续下去那种。例如：类似于前几年广西某地区个别炒作的“资本运作”“打造背部湾”等传销活动、非法集资活动。

电商企业在经营中“创新跌入”犯罪的，主要是企业设立之，是依法、依规和正当经营，有正规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运营中途，由于市场竞争或外围环境因素影响等，改变了经营策略，或者是某项创新元素中，跌入到犯罪之中。在司法实务中，往往表现很复杂，多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但是，很明显企业正当经营占据着主要部分，对社会危害和影响面不大，经营者没有主观故意犯罪意图。那么，这种企业经营，我们司法机关应该给到更多的包容、理性和科学对待，不宜“一棒子”打死，可以通过先行行政处罚责令改正和纠偏，不纠正，再行刑事侦查和处罚不迟。

但是，相信很多企业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机会和司法待遇，往往企业一旦被查处，前功尽弃，毁于一旦，重新回到解放前。

二、电商企业涉及“涉众型”犯罪，由于头次面对、从未经历过，却不经意间“跌入”犯罪中，引发经营合规思考

电商经营企业会引发如此大面积“塌方”式“涉众型”犯罪，除一些企业“目的不纯”主观意图明显外，有一些电商企业是真正想干翻事业，在经营中，借助于网络的优势、发挥想象空间、促进销售或服务提供，意图扩大企业经营，争取达到企业上市或引领行业发展目的，却不经意间涉嫌到犯罪，被依法查处。

一方面，当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运用了较好的经营前景和优势，融合平台会员资源导致犯罪。企业因经营需要，当做大到一定规模和平台具有较庞大数量会员时，企业融合会员资源，要求大家筹集资金到企业定货、或做大业绩以求达到某经营效果时，往往容易涉嫌犯罪。例如：笔者团队办理的广东佛山市“人某某惠”电商平台涉嫌到非法集资案，该电商企业筹集资金用于到厂家购货、做大业绩，同时也为了做大银行流水，为按约达到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做足准备。而且，该公司已经和美国的关于上市辅导和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了协议，正在上市筹备和运营中。按要求，公司的年销售额要达到2亿元人民币，同时，还需要具备流水，为此公司而为之。然而，就是此行为，被某公安机关认为涉嫌到“非法集资”犯罪了。

当然，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议论公安查处的时不时当，而从企业合规角度看，该企业有更好的方法和途径筹集到资金，又在程序上做到位做得足，让案件化解于风险之中。

二方面，创新型电商企业将销售代理商或销售员之间形成了计酬的连接关系。这是电商企业最容易涉嫌到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罪名。电商企业借助于网络的连接优势，很容易就可实现人和人之间一定数量计酬关系。然而，人和人之间在网络上，没有一点利益，又不会走在一起。试想想看，大家彼此不认识，在网络上交往，没有利益连接，又怎么会成为抱团的会员和粉丝呢？市场经济都具有“利已性”。因此，电商经营，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连接，视具体情形，也是可以的，但不能超过一定层级和人数，同时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实质合规，用数字化记载，还是有化解和合规的空间的。

例如：最为典型的笔者团队办理的“云某惠”消费返利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作为一家消费返利平台，让会员之间形成一点点积分上的奖励，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如果，那一点点的积分奖励都不存在，那么平台经营如何去推广，如何去营销和扩大业绩，那样也显得平台不够人性化。为什么存在“社交电商”一说法，为什么“云集”可以做到上市，而“云集品”却以犯罪被查处。这里面是有内在原因的。

然而，以上企业经营却不经意间“跌入”到犯罪中了，按当时的情景，又有谁会想到好好的企业经营会涉嫌到犯罪行为呢？直到今天，让我们已经看得明白和清楚，引发了我们思考，电商企业在经营同时，企业刑事合规、有效化解刑事风险是重要的部分。

三、跨境电商应避免重蹈国内电商被查处覆辙，有效防范刑事风险，刑事合规大过天

我们知道，“涉众型”犯罪，主要涉及到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三个罪名，而尤其又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为电商经营常涉罪名[3]。

跨境电商经营，涉及到零售商品或服务提供有关于出入境监管、商品检验检疫、产品运输和跨境仓储、知识产权保护、支付和结算管理制度，是可以预见的。当前，法学理论上，也见到不少研究型文章，主要谈跨境电商涉及到走私、检验检疫、外汇管制等为研究内容。但是，这些风险，笔者认为如同国内电商经营样属“零散型”刑事法律风险，例如：非法经营罪、销售伪劣商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零散型”多出自主观、有意为之，而“涉众型”罪名，也同样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和应当注意防范的。

正如前所述，电商企业一旦面临“涉众型”犯罪，企业采取的销售商品或服务提供商业模式是否一定会入罪？由于各个国家法律规定不同，相应对于“涉众型”罪名罪与非罪、及入罪门槛上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英国、马来西亚、泰国对于“多层级直销”规定是合法的；在中国的香港地区，执行的制度，对于“多层级直销”也是合法的；然而，中国大陆是不行的，处理不好，很容易处于罪与非罪的模棱两可境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规定不尽相同，在马来西亚、香港地区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说法，在中国大陆地区规定只要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即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而作为电商平台，拥有着成千上万的会员，这属于自已的人，怎么能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呢？

因此，这里面需要的是专业、且有深度的企业刑事合规。跨境电商有的注册地在不同国境，有的经营产品或服务提供跨越国境，而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规定不相同，又存在注册地和经营内容交叉和融合问题，为了避免企业中途被查处，跨境电商的企业刑事合规问题大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