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居住权有效吗？

涉诉房屋为张女士所有，并一直提供给儿子作为婚房居住。双方离婚后，小周按约定一直居住在该房内近一年时间。

张女士虽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确认，但其作为小王的母亲，应知晓二人离婚及签署的离婚协议事宜；且在如此长时间里，理应知晓小周仍居住在诉争房屋这一事实，并未就此及时提出异议，应认定其对离婚协议内容知晓并同意，故其应受该离婚协议的约束。

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民法典》在第366条至371条设置“居住权”一章，主要对权利属性与定义、设立及公示方式、权利的行使与消灭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该项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赋予特定的人以居住权，使其可以拥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并较为长期稳定地使用，且在居住权诸多功能中，保障困难群体的利益是其核心价值。

近年来，随着离婚率持续攀升，如何保障离婚女性的居住权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本案中，由于王、周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共同房产，因此女方在离婚后将面临没有住处的困境。尽管涉诉房屋所有权不属于二人所有，但双方的离婚协议约定已写明女方可以暂住在涉诉房屋内，且设定了期限。

这样就在涉诉房屋上为女方设立了一个居住权，保障了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女方利益。故，法院根据离婚协议，判决女方“离婚不离家”，仍然可居住。

在《民法典》颁布前，居住权一直未被我国民事立法所承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民法典》物权编将居住权确定为一项法定用益物权，有效兼顾商品房购买的稳定性和房屋租赁的灵活性，有利于克服传统二元化房屋供应体系的弊端，是一项住房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的居住权既沿袭为达到赡养、抚养或扶养目的的传统法律制度基础，又拓展了其社会保障属性，还凸显了房屋价值利用多元化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司法实践中，涉居住权案件主要集中在离婚、继承、赡养以及涉公产住房、投资性住房纠纷等相关社会生活领域，如本案的离婚后无住房一方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居住权问题等。

从裁判思路来看，人民法院对于涉居住权的案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物权法定的原则，将双方关于居住权的约定解释为所有权等其他类型的物权。二是通过法律解释确认居住权的不动产物权属性。

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首次通过司法解释为离婚案件生活困难的配偶一方的居住权提供了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