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第二天新娘“跑路” 被骗婚男子花7年时间“离婚”

结婚第二天新娘“跑路”，福建一男子花7年时间“离婚”

新华每日电讯 4月13日消息，时隔近7年，福建省闽侯县的姚某终于在民政局撤销了他与“莫某”的婚姻登记。就在他们登记结婚的第二天，收了6.8万元彩礼的新娘竟然一去不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姚某为了摆脱这段“婚姻”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可谓费尽周折。最终在检察机关帮助下，问题才得以解决。

“跑路”的新娘

2013年12月，姚某经过媒人牵线认识了莫某。莫某自称1988年生人，到福州找工作，暂住在宾馆里。姚某对她印象不错，时常陪她逛街、买衣服。时间不长，他就有了与对方结婚的打算。

姚某要结婚，莫某便提出要6.8万元的彩礼。对此，姚某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也着急结婚。”姚某说，家人对此也是认可的，还向亲戚家借了7万元。二人领了结婚证，女方收下全额彩礼现金，还拿了5000元给媒人。

谁知，领了结婚证后不到24小时，新娘就失踪了。

“那天，她说要把彩礼汇给家人，让我带她到银行汇款。我填单子时，她说大厅空气不好要出去透透气，哪能想到，一转眼的工夫人就不见了。”姚某说，第二天他赶到派出所，被告知二人结婚证上莫某的头像，与系统中身份证上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婚。

莫某不只骗了姚某。

调查显示，莫某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共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据办案的检察机关透露，目前公安部门正在对该案进行侦查。

面对“人财两空”，姚某只能申请撤销婚姻登记。没想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当时施行的婚姻法规定，只有受胁迫的婚姻才可以撤销。但姚某的遭遇，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婚姻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

于是，姚某被这样一段“婚姻”关系“围困”了。即使后来有了新的女友，也无法领证结婚。

2017年底，忍无可忍的姚某找到律师寻求帮助。律师建议他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然而，由于家中的诸多变故，直到超过5年诉讼期限，姚某也没来得及提起诉讼。他此后提起的多次民事诉讼也均被法院驳回。

2020年，姚某通过律师了解到可以申请检察机关介入行使监督权，遂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经过审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虽然已经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但姚某的诉求合法合理，决定将其纳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并指定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为办好这个案件，检察机关专程前往山西调查莫某骗婚的情况，并在另一名与莫某登记结婚的男子处了解到如出一辙的受骗经历。

2020年9月，闽侯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该案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但在认定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纠正此前的颁证行为。

在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后，民政局注销了姚某和莫某的婚姻登记信息。

针对姚某多年奔波申诉、生活艰难的情况，闽侯县检察院还给予司法救助4万元，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县公安局进一步对莫某的骗婚行为立案侦查。

如何撤销婚姻？

实际上，对于“骗婚”情形下婚姻关系的处理，法律界意见不一。今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后，婚姻法已被取代。而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曾被写入草案，后又被删除。

此前，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仅是违反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不宜一律认定为无效，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婚姻效力。还有法学专家说，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往往是为了掩盖重婚、未到结婚年龄等，而民法典已经明确了婚姻无效的几种情形，并增加规定了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等，因此无须再重复规定。

对于“骗婚”引发的婚姻登记问题，司法机关也有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冒名登记结婚骗取财物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难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姚某的律师赵秀芝说，“很多人对行政诉讼也缺乏了解，一旦错过起诉期限，就容易陷入维权困境。”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晓焜表示，行政诉讼是遭遇“骗婚”后撤销婚姻登记的救济渠道。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超过五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拍案

婚姻，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严肃的法律关系。对于无效婚姻以及撤销婚姻，我国法律作出了严格的限定。遭遇“骗婚”，你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婚姻登记。更重要的是，谈婚论嫁之前，每个人都应当保持必要的冷静，加强对彼此及家庭情况的了解，不头脑发热，不轻信“媒人”。刚刚认识不久就轻易支付高额彩礼，或在短期内赠与高额财产，很可能遭受损失。

期待执法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和惩治力度，让“骗婚”者无处遁形。也期待行政机关不断提升数据共享水平、加大婚姻登记的审查力度，在受害者求助时积极作为，加大调查取证力度，帮助受害者将损失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