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采取胁迫手段，强行与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如何定性？

现实中，我们常听说的是，男子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成立强奸罪。而女子采取类似手段，强行与男子发生性关系，实践中，极其罕见，刑法不会关注极其罕见的事情，因此，女性对于男性的“强奸”行为也没有纳入刑法保护的视野。那么男性的性资源真的就那么不值得保护吗？也未必，也许随着此类现象的频频发生，对男性性资源的保护终会上升到刑法角度。

猥亵罪是《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一个罪名，猥亵罪的对象将不再有性别限制。过去我国刑法中对于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和不满14岁的儿童。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人，“他人”当然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性。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对男性实施性侵，情节严重的，也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中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妇女

强奸罪的违法性构成要件为，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本罪的犯罪对象为妇女，因此，被强奸的对象为男性时，并不符合强奸罪的违法构成要件，没有侵犯到强奸罪所保护的法益，不构成强奸罪。 妇女强奸男性不是强奸行为，应评价为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和强奸罪一样，同样也是侵犯他人性的自已决定权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不能评价为强奸行为，完全可以评价为猥亵行为，强奸过程中必然伴有猥亵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将妇女强奸男性的行为评价为强制猥亵行为，应依法受到刑罚处罚。因此，男子不再任由妇女性侵。

妇女也是强奸罪的适格主体

在共同犯罪场合，妇女完全可能成立强奸罪，既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实行犯。妇女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的情况，容易被接收，如妇女教唆男性去强奸某女性，该妇女和男子成立强奸罪的共同犯罪，男子为实行犯，系主犯，妇女为教唆犯，一般为从犯。帮助犯的场合，也同样，如某家庭妇女对其十五岁的儿子极其娇惯，某天下班回家，刚进家门，听到儿子又在强奸同班同学，就悄悄退出家门，并将家门反锁，任由其儿子顺利实施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妇女就和儿子一起成立强奸罪，无非此时妇女为片面的帮助犯。再如，男子强奸时，妇女提供场所或为其站岗放哨等。

可能最难以按受的观点就是妇女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实行犯，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妇女王某因工作关系，对女同事孙某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孙某。一天，王某找到情妇刘某，去强奸孙某，以解心头之恨，于是两人就趁中午人少之际，由王某敲开孙某租住的房门，刘某趁机溜进去，将孙某按倒在床，一旁的王某帮助刘某一起脱掉孙某的衣服，并按住孙某的双腿，使得孙某无力再反抗，被刘某顺利强奸。这样情况下，根据王某在刘某实施强奸过程中的作用，应认定为实行犯，与刘某构成强奸罪共同犯罪，都为主犯。妇女虽然不能单独成为针对男性的强奸罪，但在共同犯罪场合，不排除妇女可以成立强奸罪，既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实施犯。